黨的十九大把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表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曾深刻指出，這其中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市與鄉村發展的不均衡，最大的“不充分”也是廣大鄉村地區發展的不充分。

時至今日，振興鄉村已經成為國家層面的大戰略。然而，正如困倦疲憊的老人需要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般的調養，猛藥重治可能適得其反。同樣道理，鄉村的振興也必須深謀遠慮，精心策劃，謹慎而周到。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使鄉村振興戰略從造福鄉村的“福音”蛻變為折騰鄉村的“魔咒”。著名農村問題學者賀雪峰教授所講的：“要防止鄉村振興變成折騰鄉村”絕非危言聳聽，而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和面對的時代命題。

鄉村振興的戰略考量：強基固本

作為一個迄今尚未完全實現工業化的農業大國，振興鄉村乃強國之基，也是實現民族復興的應有之義。

回溯歷史可以發現，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曾經一度內外交困：國內因百年戰爭摧殘民生凋敝，百廢待興。國外有美日帝國主義強敵環伺，虎視眈眈。黨和國家清醒地認識到，近代中國的貧困挨打源于經濟技術和社會制度的落后。 維護國家獨立，鞏固人民政權必當以工業立國，這是歷史和時代的必然要求。眾所周知的是，建設工業化國家的條件極為嚴苛，社會制度、資金、技術等要素缺一不可。

共產黨的勵精圖治為工業化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廣大科技工作者的自力更生加上蘇聯等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幫助為我們提供了技術支撐。就資金供給而言，除了工業部門自身積累之外，鄉村的犧牲和奉獻起到了十分關鍵甚至決定性的作用。

建國初期，農業部門的收入在全國財政收入中占比將近70%。1957年即國家“一五計劃”的收官之年，這一比例仍然維持在58%。以“一五計劃”為例，這期間工業建設的資金中僅有2.7%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貸款，其余全部來自農業收入。

在“重工業優先”發展模式和“高積累、低消費”政策主導下。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即低價購入農副產品高價售出工業品的形式，從農業中汲取的工業發展資金。

僅建國后到1978年，農業部門為工業發展繳納的“貢賦”就高達8000億，這在當時無疑是一個“逆天”的數字。1993年分稅制改革后，國家更是把土地出讓金收益全部劃歸地方政府。這也就意味著政府可以以較低價格向農民征地，然后在市場上高價賣出。

每年的價格差保守估計在20000億以上，“土地財政”撐起了地方政府財源的半邊天，這部分收益又間接轉化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資本積累。

一言蔽之，過去的幾十年里“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城鄉發展戰略為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支撐起了民族工業化的脊梁。鄉村在這一過程中作出的犧牲和奉獻也是難以想象的。

所以在當今時代，振興鄉村，讓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是我們國家和社會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

從社會穩定的大局看，賀雪峰老師把鄉村稱之為中國社會穩定和現代化的“穩壓器”和“蓄水池”。具體來說，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必然伴隨著城市化。大量鄉村人口向城市聚集而又沒有很好的生存機會就容易陷入貧困，成為社會穩定的負面因素。

許多西方國家存在的高貧困率、高犯罪率的城市貧民窟就是很好的例證。而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可取之處就在于不允許進城的農民失去土地，因而為進城失敗的農民留下返鄉退路。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中國上千萬的農民工失去工作，但他們最終都順利返回了家鄉。試想一下，如若失業農民無鄉可返，國家又無力提供失業救濟保險，這部分人將如何生存？大量失業人口的滯留集聚，極有可能引發社會失序甚至于動蕩。

所以說作為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古老農業國度，廣大鄉村為國家的快速城市化征程提供了廣闊的戰略回旋余地和減壓彈簧，是國家穩定的基石。

疫情期間中國并沒有因為就業問題出現大規模的社會不穩定事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進城農民工有家鄉可以返回。當前農村戶籍人口占到全國人口的55%以上，這批人即使居家隔離也可以住得下來，并且基本生存無憂。

這也再次印證了相對分散的小農經濟，對中國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撐作用。

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廣大鄉村都為國的家繁榮富強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根本性貢獻。今日的中華國運昌盛，百年恥辱已洗，失去之尊嚴盡還。當我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康莊大道上風馳電掣時，不能忘了曾經默默奉獻的鄉村百姓。

積極穩妥推進鄉村振興是為民族復興強基固本的戰略考量，也是讓社會主義優越制度的暖陽普照神州大地的必然要求。畢竟，對待農民的態度很能反映一個時代和國家的溫度。

鄉村振興的物質基礎：產業振興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10年以來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經低于8%，而農業從業者占全國勞動人口的比重仍然高達27%。也就是說，27%的勞動人口僅僅創造了不足8%的國家財富。

鄉村產業的薄弱加上優質勞動力的流失使得鄉村的衰落成為一個幾乎無可辯駁的客觀事實。所謂的鄉村振興，說一千道一萬，就是要幫農民增加收入，為鄉村繁榮積累財富。而這一切，追根溯源在于鄉村產業的振興。

產業興則鄉村興，沒有產業的興旺，鄉村振興便無從談起。國務院《關于促進鄉村產業振興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的物質基礎，只有產業振興，才能增強鄉村吸引力，促進各類生產要素向鄉村聚集。”

為了實現鄉村產業的有效振興，國家出臺了大量深謀遠慮的政策規劃。局限于文章主題，小編希望重點探討的并非國家具體的鄉村產業政策，而是實際政策執行過程中存在的一些思維誤區。破除錯誤思維才能使產業振興落到實處，而不會淪為折騰農民的“新花樣”。

首先要摒棄“商業思維”和“城市思維”模式。“商業思維”推崇“短平快”的發展模式。前提大量投入，資本快速運轉才有利于從商者收割利潤，為政者攬獲政績。

但鄉村系統的本質也許就是“慢”，在鄉村振興中大規模投入是必要的，但希望短期內見到明顯效果或取得巨大收益也是不切實際的。

當這種“快思維”進入到“慢鄉村”，可能會加速鄉村衰敗。“城市思維”則容易想當然，以城市經濟的發展思路和判斷標準為圭臬，生搬硬套鄉村產業。

例如，牛羊滿圈，糧食滿倉，家禽遍地走一直是農家興旺富裕的象征，也是祖祖輩輩生產生活的真實寫照。但在現實中，一些地方政府和城市建設專家打著“改善人居環境”的幌子，禁止農民在房前屋后種瓜點豆和飼養禽畜，只能種植花草。

此前，鄉村居民的肉蛋奶蔬菜很大一部分來自這些自己喂養的禽畜，不讓養，農民便只能去市場上購買。大家都感覺到了豬肉價格的瘋漲，這與不合理的農村產業政策是否直接相關？

還有盛極一時的“鄉村平墳”風波，無論管理者初衷如何，刨的是先人的墳墓，斷的是鄉村的根脈，說是禍國殃民也不為過。

其次，警惕“樣板化”傾向。以鄉村規劃為例，一些管理者和專家學者為了營造本地區鄉村振興的“一片大好形勢”。

以“復制粘貼”為工具，投入巨額資金強推一些不切合實際的“高大上”項目，打造“模范區”、“樣板村”。使得剩下的90%以上的村莊得不到必要的資金支持。其結果就是鄉村本來就不多的資源被浪費，好處被少數鄉村獲取。

最終肥了某些既得利益者，而鄉村更本質的問題卻被掩蓋了起來。縮小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目標之一，這樣的規劃模式無疑會與鄉村振興的初衷背道而馳。

最后，要破除“旅游萬能思維”。從鄉村產業發展的現實來看，過去的依靠勞動力優勢發展鄉鎮工業的路子已經走不通了。

再加上政府層面“科學發展”、“綠色經濟”理念的指引，許多鄉村政府開始一窩蜂似的規劃鄉村旅游和休閑農業，簡單地說就是要賺城市人鄉愁的錢。

在我國只有不足50%戶籍城市化率的情況下，指望依靠城市人的鄉愁消費不可能惠及全體農民，擁有區位優勢和旅游資源的畢竟只是極少數農村地區和農民群體。把鄉村旅游當做包醫鄉村百病的靈丹妙藥的思路絕不可取。

總而言之，鄉村振興的經濟基礎在于鄉村產業發展。在長期的城鄉二元經濟格局影響下，鄉村與城市已經形成了幾乎完全不同的兩個經濟發展系統，短期內難以改變。

因此鄉村產業的振興發展必須因時因地制宜，努力構建根植于鄉村土地的“鄉村經濟學”。只有這樣，農民才有可能成為鄉村產業的真正主人，并逐步從城市經濟的依附中擺脫出來。

鄉村振興的制度保證：政策定力

中國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巨型國家。全國廣大鄉村之間的歷史文化傳統，氣候地貌，發展階段，資源稟賦等千差萬別。鄉村振興又是百年大計，是一個長期性，高投入，見效慢的系統性工程。

正如賀雪峰老師所言：鄉村振興是在中國已經實現現代化和已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崛起之后才能完全達到的目標。而長遠目標的實現就要求國家層面有清晰的頂層設計規劃，并為之持續奮斗。

這一過程中一定要保持足夠的政策定力，要長期堅持，分階段推進，階段性目標的制定必須實事求是，不能好高騖遠。

立足當下國情來看，如果把尚未完全在城市安家落戶的2億農民工計算在內，中國仍有將近8億人口直接或間接依托農業為生。這一階段，農民真正渴望的不是一個寫在文件上的繁榮富裕甚至超過城市的鄉村，而是一個失敗的“退路”。 所以國家要充分認識到城鄉差距的長期性、動態性和相對性，不能急于求成。其政策目標導向不應該是以城市為參照進行農村建設，國家經濟實力也不允許這樣做。對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要適度保留，在此基礎上適度加大鄉村建設投入，維護鄉村現有的生產生活秩序。

以此為八億人民的基本生存兜底，使之即使進城不順，也能回到鄉村過上現金收入雖然不高、但實際生活水平不低的農村體面生活。人民的政權不會放棄每一個人民，不管生于城鄉，無論成功與否，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莫過于此。

從未來發展趨勢看，伴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城市就業機會增加，能夠容納更多的農村就業人口，國家也有越來越強大財力為更多進城人口提供在城市安居的保障。這時八億農民中有一半進了城，安居樂業，國家也基本完成了工業化。

這個時候就開始進入鄉村振興的第三階段，即開始建設一個比城市更加宜居的強富美鄉村的階段。

鄉村振興的文化考量：文脈傳承

賀雪峰老師談到的“不能折騰農民”，主要針對的是鄉村振興過程中操之過急，不切實際，希望一蹴而就的錯誤政策傾向。但小編認為除了經濟和政策維度外，鄉村振興還應該同時注重文化考量。

保護鄉土文化就是捍衛我們民族的精神家園和心靈棲息地，破壞鄉村文化就是在精神層面“折騰鄉村”。

傳統中國以鄉村立國，重農桑為本，漫漫三千余年。鄉土文化基因早已經融進我們民族的血脈，揮之不去。對于大多生長于鄉村的70、80后來講，鄉村是碧水藍天的童年追憶和慈母手中線的鄉愁精神寄托。

而對于包括小編在內的生在鄉村，成長和求學于城市的90、00后而言，心靈深處的鄉村也是一種“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向往與遐思。

即使從小生長在城市鋼筋水泥洪流中的孩童，一進田野也就像鳥入叢林，魚躍深淵。也喜歡抓鳥捕蟹，采果擷瓜。他們沒有鄉村情結，但對自然的熱愛和對鄉野的向往，是刻在我們每一個人國人DNA里抹不去的文化圖騰。

就像中醫“科學化”不等于中醫“西醫化”，鄉村振興絕不是簡單的“鄉村城鎮化”，也不是“趕農民上樓”。鄉村振興不是淘汰甚至毀滅鄉村，更不能挖掉鄉村的文化根基。沒有文化關懷的鄉村振興不僅是折騰鄉村，同時也是在摧毀鄉村文脈。

誠然，理論是對是實踐經驗的高度概括和總結，但來自于城市辦公室和實驗室的知識應用鄉村往往會水土不服。政府在政策規劃和實施中，要充分相信人民的智慧，俯下身去傾聽農民的聲音，并幫助鄉村培育文化自信。

有時候一些大字不識但經過數十年鄉村文化滋養的老人往往比農村問題專家更了解腳下的黃土。

總而言之，鄉村振興如果沒有對鄉土社會文化的基本信任，沒有對人民力量和人民智慧的信任，沒有人文的關懷，就不會有農民的合作，也就注定是走不遠的，最后也只會成為新一輪的折騰而已。

寫到最后，小編不禁想起都梁先生經典“三部曲”之一的《狼煙北平》中一段畫龍點睛般的結束語：以文三為代表表的蕓蕓眾生，他們只是希望過安定的日子，能生兒育女，平平淡淡的來到這個世界，又平平淡淡的離開這個世界，政治家們要做的是盡量少折騰他們。

借古喻今，在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中，穩扎穩打而不懈怠，奮發有為但不折騰，就是最大的政治智慧。至于如何實現，為政為學者應該有所思考，有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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