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國鄉鎮在發展中存在很多問題，比如鄉鎮沒有一個合理完善的管理體系，特色產業不夠突出，產業結構不合理，鄉鎮干部以及鄉鎮本土人的思想、素質普遍較低，鄉鎮文化教育相對落后等等問題，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中國鄉鎮規劃發展的未來堪憂，今天小編是從網上看到一篇文章，中國村鎮如何向死而生，就把這篇專業文章拿來讓大家一起看看。

鄉鎮的由來與演化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談村莊，說中國農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上有四個方面：每家所耕的面積小，所謂小農經濟，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農田不會距離很遠；需要水利的地方，在一起住，合作起來比較方便；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衛；土地平等繼承的原則下，兄弟分別繼承祖上的遺業，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積起來，成為相當大的村落。“無論出于什么原因，中國鄉土社區的單位是村落，從三家村起可以到幾千戶的大村”。

正如德國經濟學家克里斯塔勒指出，村莊的起因是典型的農業和其他方面對土地的使用而形成，在此種方式制約下，生活在村莊的人數與土地面積的大小是相關的；并且生活在給定區域的人們，必然與一定的農業技術和農業組織形式下賴以生存的土地利用面積相一致，“在某一確定的區域內，通常總有一種聚落類型是占優勢的”。比如平原和山區、南方和北方因降雨量、氣溫、地形等差異很大，土地的產出率不同，所以不同區域村莊的類型、規模是有區別的。

至于城鎮，與村莊從根源上講則有些不一樣。在相同的區域內，我們可以看到彼此相鄰大大小小所有級別的城鎮。城鎮為什么會有大小之分？它們的分布為什么會如此不均勻呢？其實背后起作用的是集聚資源稟賦、動力、制度的不同。那么，城鎮或者城市究竟是什么呢？ 在英國、荷蘭、比利時，一個地方之所以稱作“城市”，可能是因為它在歷史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與王室有某種聯系，如那里建有一座大教堂、一所大學、一個市場或一個法庭。在法國，如果一個地方的居民住宅之間的距離不超過 200米，人口又超過2000人，那么，該地方就是一個城市。在北歐斯堪的那維亞國家，只要一地集中居住了200人以上，就被當作是城市，而實際上，那個地方看起來完全是個鄉村。歐洲從中世紀起就有了“市政法”，城市有自治權，可以通過民選的議會來決定日常的很多事情，包括開辦市場、征稅等。

與此形成對比的中國城市，從古至今一直就是一個行政單位。馬克斯·韋伯發現，在中國“官吏的所在地是城市的一個決定性的特征，而且城市是按照官吏的等級分類的”。發展到今天，這種行政等級制度表現為：城市的高級別是直轄市，里面有政治局委員，然后是副省級城市（或計劃單列市）、地級市、最下面是縣級市，之間有一個垂直的管理。

由于是人口大國，又有獨特的歷史傳統，中國設市標準可謂世上最為嚴苛，基本上根據經濟發展水平、人口規模、城市特征和行政區劃的需要來進行。其主要特點是：第一，等級制和審批制，突出行政管理功能；第二，審批指標的綜合性；第三，人口的規模很大；第四，鎮只是縣轄基層政權建制。

設鎮，在中國其歷史久矣。根據流行的說法，早在北魏即始“設官將禁防者謂之鎮”，后來基本上是“遠于城而民聚焉者曰聚，聚落曰村，聚貨曰集。古未有以鎮名者，夫鎮者，重也，壓也，至后世凡地有稅課者，亦謂之鎮”。而直到近代，鎮才作為基層行政建制擁有相應的行政區域和基層行政組織。195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縣、自治縣分為鄉、民族鄉、鎮”，鎮作為中國縣轄基層政權建制被確定下來。1984年起新規定的建鎮條件，即縣級政府所在地和非農業人口占全鄉總人口10%以上、其絕對數超過2000人的鄉政府駐地，并允許各省（自治區）根據實際狀況對建鎮條件作適當調整。因此，鎮介于村莊和（縣或區）城市之間，是農村經濟、文化和生活服務中心。

1954年中國有5400個鎮，1958年減為3621個，到1978年僅剩下2687個。1984年又增至6215個，1992年建制鎮13737個（含1752個縣城關鎮）。到2014年末，共有建制鎮20401個，建制鎮建成區人口1.56億人，全國建制鎮建成區面積379.5萬公頃，平均每個建制鎮建成區占地215公頃，人口密度為4937人/平方公里。這種建制鎮數量的漲落演變與工業化、城市化運動及其政策休戚相關。

鄉鎮衰亡的病理學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農村人口必然會逐步減少，每年有一千多萬的農民轉為城市居民身份，許多村莊也會因各種原因而衰落乃至消亡。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存在“城中村”，所謂的“城中村”就是城市在快速過度擴張過程中，把原來的村莊“包圍”在城市之中所產生的現象。2000年時中國尚存360萬個自然村，到了2010年，其中的90萬個自然村在中國版圖上“消失”了，還有大量偏遠的農村成為了“空心村”。這意味著平均每天有將近250個自然村消失，其中還包含了眾多古村落。

另外，通過大力度的行政區劃調整，近20年來盡管鎮的數量增加了，但進入小城鎮的人口卻降低了10個百分點。原因大致可以歸到“體制和鈔票”上。大城市有集聚經濟，能產生就業崗位，還有土地財政、城市的維護費用；小城鎮既沒有維護費，集聚效應又不夠，土地出讓金還要上交，造成城市結構的兩極化，大城市拼命抽血，而小城鎮地位尷尬、命運多舛。這些問題的解決非常棘手，資源配置在體制上很難突破，幾乎所有政策都是繞過小城鎮，直奔田頭（土地）。

本來在趨勢性的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由于城鄉各自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存在差異，會導致城鄉之間出現收入的較大差異，還有經濟發展中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收入假說”的作用，加上發展中國家普遍的“城市偏好”政策，往往都會經歷一個“矛盾凸現時期”，村鎮的相當一部分的衰敗甚至消失成為難以避免的大事件。尤其是中國實行的是城市行政等級制、城鄉二元制度，在現行財政體制下，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行政等級高，掌握著資源配置權力，而基層村鎮的投資、收入、公共基礎設施薄弱，村鎮能夠提供的公共品服務少得可憐，這種“勢差”只能更加使得村鎮的人才、資本大量地幾乎是單向地流入到大城市，失血比造血多，從而使村鎮加速衰落凋敝。

與國際通行的“城市化”（urbanisation）稱謂不同，中國官方文件的說法比較特別——“城鎮化”。城市化與城鎮化的含義本質上沒有兩樣，都是由以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型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型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包括了人口職業、產業結構、土地及地域空間的變化。那為什么中國要特別地叫做“城鎮化”呢？這和中國城鎮的行政隸屬關系、公共物品配置以及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也是因為中國農村人口多、目前基本的人口聚集單元仍然要依靠城鎮有關。鎮不同于城市，鎮的一個基本功能是吸收農村人口，且門檻較低。如果官方文件稱之為“城市化”，那地方恐怕只會熱衷于發展大中城市。強調“城鎮化”，就是想要兼顧到縣城和鎮的發展。

吊詭的還有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城市審批停止以后，一些鎮的規模已經發展得非常大了，在珠三角、長三角，已有不少十幾萬甚至幾十萬人口的鎮。如前所說，中國城市是講等級的。等級低的鎮就缺少許多機構設置，比如城市管理、規劃、公安等機構，只是縣、市派出的，根本不能適應發展的要求。這場景如同快速長個兒的少年裹了件兒時的襁褓而捉襟見肘。

根據歷史學家趙岡的觀點，一國的城市化率高低主要受著兩個因素制約，一是城市的糧源，二是城鄉人口流動性的大小。

由于城市需要從外部取得足夠的糧食以供養其人口之生活，所以農村余糧率（即農民自我消耗后所剩余的糧食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的大小決定了城市的數量和規模。舉例來說，假如一國的余糧率是10%，則在無進口糧食的條件下，全國城市人口的比重很難超過10%。如果農業生產力提高，余糧率上升至20%，只要有足夠的動力，城市人口就可以增加到20%的上限。反之，如果余糧率下降，則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便隨之下降，城市人口比重不但要減少，還要疏散城市人口加以調整。這種情況一直到中國20世紀50~70年代還經常發生。曾經有過的城鎮人口大增以及緊接著出現的非自愿的回鄉下鄉人潮，無論給政府還是老百姓都留下了深刻的記憶。這使得政府在城市化的政策和行動上非常謹慎，也就形成了過去幾十年里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業化率的現象。

在工業化與全球化背景下的現代社會，由于技術進步、農業投入增加等因素，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糧食產量大幅增加，2016年中國糧食總產量61624萬噸，與1949年初期的11318萬噸相比，產量猛增4倍多，人均糧食從209公斤增至446公斤，余糧率也隨之上升。大量剩余糧食在保證城市糧食供給的同時，可以將更多的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農業勞動力轉移成為可能，從而進一步推動城市化進程。

當然，余糧率反映了城市化率的可能邊界，但決定實際城市化程度的制約條件還要看土地、資本等要素配置的制度安排。比如從土地角度來看，中國設定了18億畝耕地紅線。如果按照每個農戶4口人、耕種5公頃土地計算，只需要2400萬個農戶，總計近一億農業人口就可以提供所有的糧食產量了。實際上今天農業人口依然占總人口的30%以上，以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58%來計，農村人口尚高達42%，如果以戶籍人口城市化率42%來計，則中國大部分人口的身份依然還是農民。這與城鄉二元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的作用有關。

我們的土地制度“歪打正著”。在犧牲了幾代農民的利益后，當工業化、城市化浪潮席卷而來之時，搞開發區、修道路、建房子需要征地，政府和開發商用起來無比的得心應手；它帶來的問題是失去了對土地的長遠投資長遠關心，無恒產者無恒心，鄉村的靈魂沒了。經濟學文獻中有一名篇《公地的悲劇》，寓言式地說明了無限制地利用公共資源的毀滅性后果。中國歷史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1949年后，也是迅速取消土地私有，實行土地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其便利之處是方便政府先推行價格剪刀差搞原始積累，繼之大刀闊斧地搞基礎設施（水利、交通、園區開發、城市建設），建設鐵（路）公（路）機（場）的速度舉世無雙，但效率低下、資源浪費嚴重的弊端也隨處可見。

中國城市化在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同時制造了一個困境：一方面是城市容納不了巨大規模的農村人口，另一方面是他們也回不去農村了，因為許多村鎮已經衰落乃至消亡。所謂城鄉融合或城鄉一體，根本上是讓城與鄉成為連續譜系，無論是人還是資本都可以在城鄉間實現有序流動。其實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有“告老還鄉”和“葉落歸根”之說。無論是為官或者經商，功成名就后最終還是回到家鄉。沒有這個制度保障和文化傳承，哪有今天這么多歷史文化名鎮名村。

尋找鄉鎮的活力之源

關于理想社會居地的思想，在《桃花源記》、《理想國》、《烏托邦》、《明日的田園城市》等文獻中都有令人神思飛揚的描繪。十九大報告提出“城鄉融合”，就是為了校正過去資源單向流動的狀況，促進兩者資源雙向流動、互通有無。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城鄉融合”的含義：第一，城鄉之間要相互借鑒優點，避免不足。19世紀末，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提出“城鄉磁體”（Town-Country Magnet）一說：農村和城市各有優點和不足，例如農村的風光比較好、空氣比較好、關系比較親密，卻缺乏就業機會和資金，所以發展很緩慢；城市則資本更充足、就業機會更多、公共服務更便利，但是生存成本更高昂、交通更擁堵、環境污染更嚴重。因此，城鄉融合就需要將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打造有活力的、有就業機會的、資本充足的、發展潛力大的、生態宜居的、服務便利的、人際關系融洽的城鄉。第二，城鄉等值，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即無論生活在城市還是農村，都應該享有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務，都應擁有豐富的文化、健康的發展、良好的生態。

村鎮和城市都是人們活動集聚的空間，影響這種空間集聚的有三個 “D”：Density（密度），代表單位面積的經濟總量，可測度生產率水平；Distance主要是經濟距離，反映交易成本；Division意為區劃、壁壘的分割，是阻礙經濟一體化的障礙。為了實現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需要促進生產要素的密集化、易流動和區域整合。

根據安迪·派克（Andy Pike）等的研究發現，在全球范圍，僅有有限的城市和區域能從全球化所提供的機會中受益，即只有三類能夠超越傳統的城市和區域的疆域范圍向市場提供獨特的產品或服務的地區可以獲得成功：大都市地區；中級工業化地區；風景旅游地區。

從實踐來看，成功的特色小鎮不外乎兩類：一類位于大城市郊區、都市圈、城市群，得交通和人流量之便，如烏鎮、靈山小鎮拈花灣；另一類距離雖遠但有個性，有獨特的自然稟賦和歷史文化底蘊，如滑雪小鎮、鎮北堡西部影城、婺源的鄉村旅游（婺源屬于村莊集群,若各自單打獨斗便無法形成影響力，通過集群抱團發展，形成了一個富有辨識度和活力的獨立IP）。

以最早實施建設特色小鎮的浙江為例，特色小鎮的類型豐富多彩，有歷史文化、旅游型特色小城鎮 ，如烏鎮、龍泉青瓷小鎮、溪口鎮、西塘鎮、千島湖鎮、橫店鎮、武義溫泉小鎮；以貿工農一體化農業為特色的資源稟賦小城鎮，如慶元香菇小鎮、普陀沈家門鎮、象山石浦鎮；以特色塊狀經濟為支撐的特色產業和工貿小城鎮，如杭州玉皇山南基金小鎮、西湖云棲小鎮、吳興美妝小鎮、大唐襪藝小鎮、濮院毛衫時尚小鎮；與大城市毗鄰、以最佳人居為特色的衛星鎮，如寧波東錢湖鎮、杭州留下鎮、良渚文化村等。這些特色小鎮無一不是特色鮮明，布局講究，規劃科學，有可持續發展的運營模式。可見，特色小鎮，或者是有連貫意象的城市，用凱文·林奇的話來說，它“既是一個景觀、一片經濟空間、一種人口密度，也是一個生活中心和工作中心，甚至還是一種氣氛、特征或者一個靈魂”。

相比小城鎮建設，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可能是更為艱巨的任務，也是當務之急。

十九大報告中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包含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個方面，與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對比來看，顯然要求更高了。

比如從生產發展到產業興旺意味著：在以前農村的發展中，農業是單一的產業，現在雖然還是以農業為主，但同時包括了農業現代化，以及一些新興業態。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農村電商逐漸壯大，擴大了農產品的銷售渠道，形成了一項新產業；隨著交通改善，人們到農村旅游變得更加方便，旅游業在農村也加速發展了起來；隨著城鄉的融合，農村出現了新的發展機會。比如從村容整潔到生態宜居意味著，要構建農村的生態文明系統，不僅僅停留在打掃衛生、修繕房屋、興建道路等層面，更多是要求保持農村的自然生態，塑造后工業社會下的新農村景觀。而且伴隨著生態旅游的發展，青山綠水變成了新的資產，可以說創造出一個新的產業。又如從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意味著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治理體系。

當前農村的人口結構、社會結構都面臨著劇烈變化，這就既需要充分發揮新鄉賢等群體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也要培養懂得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工作隊伍，投身于鄉村治理中。比如在農產品治理上，以前強調的是提高生產量和銷售量，現在還增加了更多科學的內涵，包括不能過度使用化肥、農藥或者生長激素等。隨著城鄉融合，農村逐漸由封閉走向開放，進入到了新的發展階段，農村治理就需要融入到國家治理體系之中。

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不僅包括生產，還包括研發、加工、銷售經營。通過投入資本、技術，推動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的發展。過去農民的生產活動基本上是自給自足，輻射范圍有限。而發展農業的現代化，需要通過市場化、信息化、資本化手段組織整合分散的農民經營活動，像一張網一樣將生產者和消費者連接起來，農民用掌握的技術和產品，可以分享現代農業帶來的好處，獲得更好的收益。以前新疆地區的特色瓜果產銷不對路，現在隨著電商的發展，能夠送到全國各地消費者的手上。又如國際化連鎖零售商家樂福，每年為消費者提供17000多種商品，有來自36個國家的超過3200種進口商品，其門店貨柜每天上架的新鮮水果和蔬菜，由全國34萬多位農民所生產，家樂福則負責相關的專業技術培訓和食品安全檢測，過去的10年中針對5100個農民合作社進行了59次專業培訓，它的實驗室有130位食品安全專家每天會對水果、蔬菜、豬肉、魚類和烹飪食品進行全面的食品安全檢測，每年會進行26萬次食品安全檢測。這種市場化的力量打破了形形色色的分割狀況，導致了規模經濟和分工的深化。 村鎮發展的困惑與思考

在快速發展中日益凸顯的村鎮問題，必須通過選擇適合的發展途徑用心去加以解決。要特別注意避免兩種極端的傾向：一種是美化過去，認為凡是傳統都是好的，而把村鎮的發展看得一無是處。作為對田園生活的向往，這種懷舊情結不難理解，但若要把這種情結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就會帶來很大困惑。另一種需要避免的傾向，是把經濟發展的目標看得高于一切，片面強調單向度的城市化、規模經營和產業化，只強調生產功能而忽視村鎮的生態、文化和生活功能。我們要加強這樣一種認知：即村鎮過去是現在將來仍然是人類生活的基本場所，它應該充滿魅力，成為吸引人、涵養人的地方。

當前，中國正處在一個“新時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已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其中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或者說出現了羅斯托所述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幾個階段同時疊加的現象。

中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間，在尚存數量巨大的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同時，經過起飛階段后總體上直接轉入成熟階段，經濟展現出超越曾經推動它起飛的初始工業的能力，以及在廣泛的資源范圍上吸收和有效地采用現代技術先進成果的能力。比如勞動力的構成、實際工資、眼界和勞動技能都起了變化，領導的性質也逐漸從“海盜作風”變為有效率的專業化經理，乃至社會對于工業化的奇跡開始感到有些厭煩。在一些發達地區，已經迅即步入了大眾高消費時代：人均實際收入上升到一個較高水平，勞動力結構也發生了變化，消費者主權占優勢，主導部門轉向耐用消費品和服務業，政府開始把更多的資源用于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由于復利增長規律和最廣泛意義的需求收入彈性的作用，部分高收入階層率先進入了追求生活質量階段，各種不同的消費形態不斷發生，出現了因為食物太好而產生的公共保健問題，以及敏感的環境問題等等。

村鎮發展置身其中，既受到城市擴張的嚴重擠壓而失血，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新生之良機。這種困惑或愿景，源于中國城市化模式深層的內在邏輯。一是政府的主導性；城市化的關鍵要回答“地”和“錢”從哪里來？遭人詬病的城鄉二元制度是為工業化原始積累刻意設計的，土地財政成為搞“鐵公機”、開發區和城市建設見效快的主要手段。城市化模式歸根結底是資本積累模式的選擇，中國選擇了一條快捷的通道。不過然后呢？傳統的政府主導的土地財政、土地城市化模式已接近壽終正寢，而將轉入征稅之途。二是與中國的地域結構、人口、經濟規模相關，決定了中國城市化的地方性、差異性和多樣性，必須實施精明增長（Smart Growth）的方式。三是與“央-地結構”及省級行政單元（省會城市）配置資源的體制有關，中國區域之間存在產業同構現象，城市不自治、市場發揮的作用受限。四是產業業態變動和更替快，城鄉空間形態的穩定性較弱。

由此可見，城市化本質上是國家治理、國土整治和城鄉關系的系統構建過程。城市化的含義、目標、起點、歷史、過程、影響，城鄉互動機制，工業化和城市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都應加以考量。除此之外，現實中出現的一系列協調城鄉發展的變動力量，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

第一，社會資本、原住民與移民。林南將社會資本解釋為作為在市場中期望得到回報的社會關系投資，進一步可以定義為在目的性行動中被獲取的和被動員的、嵌入在社會結構中的資源。至于為何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增強了行動的效果，他從信息、影響、社會信用和強化四類要素去加以說明。隨著市場經濟的沖擊，隨著農村貧富差距拉大，農村社會的社會資本存量越來越少，人際關系觀念逐漸淡薄，相互之間的交流與互相幫助越來越少，社會資本不斷流失。

區別于英國的對外移民和美國的移民社會，中國人的地緣空間內涵獨特，包括了廣泛的區域和城鄉關系。中國的城市化可以理解成原住民對生存和流動空間的經驗培養過程，傳統上鄉紳、鄉賢行善積德以及普通百姓人際交往所積累的社會資本對于在村鎮生活的人們而言具有難以估量的價值，因為犧牲社會資本代價很大又無法補償。當年三峽庫區移民有相當部分返流回了原地。究竟是原住民為主還是移民為主的城市化，會深刻地影響一國的城市體系、城市化率的特征。

由于村鎮是吸納人口有用的容器，中國政府不允許大規模貧民窟化。有學者提出，城市化過程中貧民窟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隨著經濟發展能夠逐漸消除掉；并呼吁國家容許發展貧民窟，認為貧民窟至少提供了遷徙的自由選擇、是公平的。從貧民窟產生的機制來看，拉美國家實行大莊園主制度，農民少有土地，其城市貧民窟化是內生的，農民被剝奪土地后遷往城市，就業不足只能淪為貧民。與之不同的是，中國內生的是城鄉結構模式。因而，各國勞動力的儲備方式不同：在拉美、印度等地，勞動力儲備放在貧民窟，中國則更多地放在農村。中國農村“人人有地”的制度安排讓農民逐步地有彈性地進入城市，而不是斬草除根全部一下子從農村趕往城市；同時這種制度安排應該且也可以為農民提供進城的資本。

第二，資源配置的市場化、資本化。在城鄉空間演化的過程中，除了政府在規劃、治理上的影響力，市場和資本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工業造城”的做法在大多數地方已經失去空間，未來的城市產業將高度依賴“非物質化生產”，從而又高度依賴于人的集聚本身。不同于城市房地產開發，村鎮的振興因為土地不能交易、抵押，融資成為瓶頸。應通過城鄉一體化，促進要素自由而高效流動，釋放經濟增長新動能，形成合理的產業分工，增強城鄉整體競爭力，實現全面融合創新。

第三，村鎮空間的智能化、便利化、彈性化。通過數據化、信息化等變革，不僅人與人之間的互聯網，甚至連接物品的“物聯網”都可記錄生活數據，依據大數據的智能化革新將改變要素流動的方式和空間形態，并將使城鄉更加趨于舒適和人性化。未來人工智能時代的生產關系以及經濟社會-空間關系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人為了生存所需花費的時間將越來越少，有了更多的閑暇時間后會做些什么？會滿足好奇心，會做許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學習、交友、娛樂、創造、旅游??，新的空間如co-working、co-living因其共享性、便利性和彈性而將受人矚目。中國的“80后”“90后”“00后”加總有5.5億人口，他們的需求偏好、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發生了全新的變化。同樣，隨著老齡化浪潮的加速到來，巨大規模的慢生活形態必將形塑城鄉空間，也會給村鎮發展帶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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